“太守即遣人随其往”，一个“即”字表现了太守的果决和贪婪。桃源如此富饶之地、富庶之民能给他带来多少赋税，多少人口。苏轼曾言：“使武陵太守得之焉，则化为争夺之场久矣”。
作者正是借桃源人的真淳与以渔人、太守为代表的世俗人无信、贪婪的对比，表现了对淳朴民风的向往。如果桃源人真有跟踪渔人的心机，那么，他们和世俗人的不同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而已，不利于表现陶渊明“真风告逝，大伪斯兴”的感慨。
桃源人跟踪渔人，对其标记做手脚的行为和文本的这个对比相冲突，不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。
那么“处处志之”的“志”去哪儿了？多数读者认为，这是作者用虚笔，给桃源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，暗示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。笔者以为如此解读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，如果知人论世，再结合文本思考，或许避祸才是作者用虚笔更为重要的原因。
笔者以为，不少人对陶渊明的认知局限在“闲静少言，不慕荣利”的“浑身静穆”（朱光潜语）这一面。其实“浑身静穆”只是陶渊明的一半，另一半是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的“金刚怒目”。鲁迅先生在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中提到陶渊明时写道：“这‘猛志固常在’和‘悠然见南山’的是一个人，倘有取舍，即非全人，再加抑扬，更离真实。” 叶嘉莹先生在《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诗及拟古诗》中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中包含着儒家、道家和佛家思想中的精华。叶嘉莹先生指出，陶渊明“饮酒诗”的第十六首中有两句：“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经。”而“六经”正是儒家经典。叶嘉莹先生认为，陶渊明的避世退隐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世人对他儒家思想的认知。其实古人早已注意到陶渊明“静穆”的另一面：进取、刚烈。辛弃疾说：“看渊明，风流酷似卧龙诸葛。”龚自珍在《己亥杂诗》（其一百三十）中写道：“陶潜酷似卧龙豪，万古浔阳松菊高；莫信诗人竟平淡，二分梁甫一分骚。”忧国忧民的“猛志”和浑身静穆合在一起，才更接近于陶渊明的本色。
《桃花源记》一般作为“社会理想”的象征，其实它也是一种静穆式的“猛志”。笔者以为文本中也隐含了静默式的批判——对封建王朝的批判。
清人在《古文观止》中这样评论“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：真是目空古今。在笔者看来，“目空古今”就是否定秦以来的所有封建王朝：汉、魏、晋和刘宋（刘裕取代东晋建立的“宋”）。据王瑶考证，《桃花源记》大约创作于宋初二年辛酉年（421年）。因此“目空古今”的范畴应该加上作者创作此文时的“刘宋”。
细读文本，笔者以为，我们要思考桃源和桃源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，是什么决定了桃源人美好幸福的生活。关于这一点，文本中给予了暗示。
“自云先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，不复出焉，遂与外人间隔。”桃源人躲避了自秦到东晋600余年的战乱和王朝更替、王朝统治。正因为他们“与外人间隔”，所以躲过了600余年两汉魏晋的苛捐杂税。一言蔽之，桃源人之所以富庶安宁，就是因为他们躲过了600余年的所有战乱，更躲过了两汉魏晋这些封建政府无休止的苛捐杂税。苛捐杂税来源于封建王朝，多数战乱也和封建王朝有关。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正是桃源之所以美好的根本原因，也是桃源和桃源外最大的不同。如果桃源人未能与“外人间隔”，成为两汉魏晋的臣民，那么他们就会过着和桃源外人一样令人“皆叹惋”的痛苦生活——这就是陶渊明对封建王朝无情的批判。陶渊明在附于《桃花源记》之后的五言诗《桃花源诗》中直接表达了这一批判：春蚕收长丝，秋熟靡王税。没有战乱，没有“王税”是桃源之所以为桃源的根本。王安石在《桃源行》中写道：儿孙生长与世隔，虽有父子无君臣。历来《桃花源记》的研究者大多认为王安石的观点最契合陶渊明写《桃花源记》的创作意图。
桃源中没有王朝统治，没有“王税”，没有君臣，文中其实也有很明确的暗示。如果桃源中有官员，那么与外界隔绝600余年后，首次见到桃源外的人，官员一定会出面接待渔人。但是“余人各复延至其家”，而不是官员“延至其府”。渔人在桃源中“停数日”，与他接触的始终是村民，甚至连村长都没有出现。这就暗示了桃源社会无官员，更无“王税”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。桃源社会应该是依靠血缘关系、宗族关系组织在一起的松散的社会结构，是陶渊明崇尚的上古时期较为原始的社会组织。
根据王瑶的考证，本文写作于刘宋二年，那么本文就批判了包括刘宋在内600余年以来的所有封建王朝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作者写完此文，诵读此文，读到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时的悲愤、不屑与批判。
但是，这样的社会批判必然为刘宋当局所忌恨。纵观中国历史，王朝建立之初，为了巩固其统治，往往会有千万颗人头落地的惨剧。铲除旧王朝的残余势力，铲除威胁新王朝的不稳定势力等等都是王朝初建者的常见做法。陶渊明是东晋旧臣，其曾祖父又是东晋重臣陶侃。陶渊明如此批判刘宋当局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为了既表达社会理想，又能避祸，陶渊明不得不给故事蒙上神秘的面纱，让“处处志之”神秘消失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刘宋当局问罪于陶渊明，陶渊明可以明确地表示这是一篇虚幻的类似《搜神记》的志怪轶事小说，不必对号入座。
文本之所以亦真亦幻，披上神秘面纱，是因为亦真是表现社会理想，亦幻是为了避祸。写得太真，刘宋当局会理解为是对他们的讽刺。“处处志之”却“遂迷不复得路”就是作者有意制造的奇幻情节。笔者以为，避祸是作者给故事蒙上神秘面纱的根本原因，也是作者的不得已。
二、刘子骥为何会“寻病终”？
课文没有交代刘子骥是患什么病去世的。但是知人论世和细读文本，我们不难推测，刘子骥很可能是为理想不能实现，抑郁而终的。
《桃花源记》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。陶渊明晚年贫困交加，百病缠身，子女无成，社会动荡，黎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陶渊明写《桃花源记》是表达个人理想，更是社会理想。陶渊明写完《桃花源记》后六年就去世了。对于追求理想的人而言，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摧残人。陶渊明的去世固然主要是健康原因，但理想的不能实现所带来的抑郁悲伤也一定是原因之一。
根据《晋书》的记载，刘子骥好游山泽，并且是陶渊明的一个远方亲戚，两人志趣相同，常常相约游山玩水。联系陶渊明写完《桃花源记》六年后去世，课文中刘子骥“欣然规往，未果，寻病终”的情节似乎表明，刘子骥或许就是作者的化身。
再细读文本，从全文来看，陶渊明用渔人的经历来写桃源世界，表现其社会理想；又用“高尚士”刘子骥寻找理想世界桃花源未果来暗示社会理想难容于现实世界。刘子骥的“寻病终”俨然就是陶渊明为理想不能实现而绝望，而痛不欲生的心境投射。
课文结尾的“后遂无问津者”也表现了这种痛彻心扉、痛不欲生的心境。显然，文中的“高尚士”刘子骥，作者可能的化身是最后一个相信桃源存在的人，是最后一个相信理想的人。刘子骥去世后，再也没有人过问桃源，再也没有人相信世间还有桃源，人生还有理想。已经习惯于战乱、习惯于苛捐杂税、习惯于贫穷的人们根本就不相信世间还有美丽富饶、平等祥和、宁静自由的桃源，渔人的话在他们眼里大概成了不可理喻的“疯话”。一个没有理想，也不相信理想的社会是多么让人绝望，置身于其中的刘子骥或作者一定是痛彻心扉、痛不欲生。
对理想“无人问津”的社会，所有人都像沉睡在鲁迅所说的铁屋子里的人，安于现状。无人谈理想的人间就是无边的黑暗。清醒的人，如刘子骥，怎能不痛不欲生，怎能不郁郁而终——“寻病终”呢？
因此，笔者认为，刘子骥的病很可能就是对理想不能实现的抑郁和绝望，他的“寻病终”很可能就是作者陶渊明不能实现理想而抑郁绝望的心境投射。
（摘自《语文教学研究》，2020年5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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