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，三顾茅庐的故事开始了。
根据《三国志》的记载，刘备三次亲自去找诸葛亮，前两次都没有见到，直到第三次才终于见到他。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07年的冬天。那时刘备已经四十多岁了，正是凭借诸葛亮给出的“隆中对”，才在战略上真正站稳了脚跟。
但问题来了：诸葛亮的“茅庐”究竟在哪儿？
虽然这个问题看似不重要，但它却牵扯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地。后人为了争夺这块“文化归属权”可谓争论不休。
最早的线索，出现在《三国志》后面的注释中。有本叫《汉晋春秋》的书提到，诸葛亮住在“襄阳城西二十里，号曰隆中。”这便是襄阳隆中的最初说法。但我们不能草率下结论，因为诸葛亮曾自称：“少孤，随叔父居于南阳。”所以，南阳也有它的理据。
于是，问题变得更复杂了。
襄阳有地理上的优势，而南阳则有深厚的祖籍底蕴，两个地方都无法简单忽视。可惜，正史并未明确指出“茅庐”具体在哪儿，导致后人争论不休。
从政治角度来看，当时的刘备确实驻扎在新野，而新野更接近襄阳。如果诸葛亮真住在南阳，刘备每次来回奔波百里路程，在兵荒马乱的时节似乎不太现实。从战略上看，隆中更接近、更合理。
然而，问题是，尽管地理位置合理，但我们却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诸葛亮的“茅庐”确实在襄阳。没有碑文、地图、奏章等明确的历史证据来指向襄阳，这成了襄阳一方的致命弱点。
而南阳的人则不服。他们坚持认为，诸葛亮的祖籍在南阳，他的少年时期也在这里度过，甚至他的哥哥也在此。更重要的是，自东晋以来，历代文人都曾来到南阳的卧龙岗凭吊，留下了大量的诗词，文化传承从未间断。
走进南阳，有一个地方几乎成了“诸葛亮文化”的核心，那便是卧龙岗。
卧龙岗的地势平缓，石板小路通向武侯祠，沿途松柏参天，带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。祠堂中间悬挂着“汉丞相诸葛武侯祠”八个字，历朝历代都曾重修，香火不断。
继续往里走，是三顾堂。两侧的台阶上刻着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情景，关羽和张飞分别站在两边，画中的诸葛亮仍然是闭门谢客，神态沉稳如山。整个建筑群犹如一座立体的历史书，完整再现了那个政治转折的时刻。
卧龙岗这个名字，源自于诸葛亮的“卧龙”之号。据说，这个名字早在他未出山时就开始使用。他的哥哥诸葛瑾曾劝他出仕，诸葛亮却不为所动，被人称为“伏龙先生”。直到刘备三顾茅庐后，他才改称为“卧龙”，而这一改，就是一生。
南阳有足够的底气，不仅仅是因为卧龙岗，更因为文化的深厚积淀。唐代的李白曾写道：“功盖三分国，名成八阵图。”他在南阳游历时写下了这首诗。白居易、刘禹锡、韩愈等几乎所有唐朝文化巨匠，都曾到过南阳寻访诸葛亮的足迹。这些诗人不仅仅是空想，他们是在实地考证，找到了诸葛亮精神的寄托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南阳逐渐建立起了“卧龙文化”，宋代时重新修缮了武侯祠，元代设立了“孔明庙”，明清两代又扩建了卧龙书院。这不是一时的热潮，而是南阳这座城市长达千年的文化积淀。
在南阳，诸葛亮不仅是被祭拜的对象，他的精神也成了教育的教材。孩子们进入书院的第一课就是学习《出师表》，大人们走过武侯祠时，也会低头默念：“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”这样的地方，怎能说与诸葛亮无关呢？
但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：文化传承能否代替历史考证？南阳无疑是诸葛亮的祖籍，少年时期也确实生活在这里，但在“三顾”的那个时刻，他是否还在南阳？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。
如果南阳依靠的是文化的积淀和文人的作品，那么襄阳则凭借着政治和地理的双重优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。
从刘备的处境看，公元207年，曹操已基本扫平北方，随时准备南下。刘备身处新野，兵力稀少，处境极为险恶。但刘备并不是一个缺乏谋略的人，他知道此时最需要的，不是更多的兵力，而是一个“能谋全局”的军师。
而这个军师，是由谁推荐的呢？是徐庶。在临走之前，徐庶提到了诸葛亮的名字，称他为“卧龙”。刘备一听，立刻心动，因为徐庶本身就是智者，而他推荐的人必定更加卓越。
刘备立刻行动，第一次前往拜访诸葛亮——扑空。
第二次——仍然扑空。
直到第三次，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。尽管史书没有详细描述这次会面，但从诸葛亮后来提出的“隆中对”来看，毫无疑问，这次会面应该是一场深具震撼力的战略演讲。
问题来了：“隆中对”那份改变三国格局的战略计划，究竟是在何地提出的？
答案就是：隆中。隆中，正是襄阳西边二十里的一个山水环抱的小村庄，后人称这里为“古隆中”，并且成为了后来修建武侯祠的地点之一。
为何越来越多人认为“三顾茅庐”发生在襄阳隆中？原因很简单：
第一，地理上更接近。刘备当时驻扎在新野，而隆中离新野仅有四十里，南阳则在八十里之外。如果三次拜访都要走往南阳，兵荒马乱的时节似乎不太现实。
第二，政治归属更合逻辑。襄阳当时属于刘表管辖，诸葛亮也确实是在荆州避乱。隆中处于刘表的势力范围内，完全没有越界居住的问题。
第三，证据充足。自清朝以来，隆中遗址就得到了较早的开发，许多碑文、读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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